游離在海洋與城市之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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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報導這堂課:用紀錄片尋找環境正義

回歸事件的原點

蔡崇隆認為要充分理解一個事件,應該要先回歸原點,「如果我們做環境調查報導或紀錄片,卻對自己國家的歷史、經濟發展,甚至環境保護的發展脈絡都不清楚,很難做出深入的報導。」因此他建議學員在做報導之前,要先探究整個事件的脈絡,了解的面向愈廣愈好,找出原點,故事才能繼續下去。

他形容就像學紀錄片拍攝一樣,他會去看以前紀錄片前輩拍了什麼,最早的影像是如何產生的?同樣的,他會選擇拍攝二三十年前的環境公害事件,也是想要尋找台灣公害史的關鍵源頭,在那個快速進步的年代,在經濟發展的軌跡之下,有哪些是沒有被看見的?

從RCA到油症紀錄片 嘗試挖掘被遺忘的故事

2002年播出的「奇蹟背後」紀錄片,深入剖析RCA電子廠的汙染事件始末,以及勞工受害求償無門的辛酸故事,影片面向觸及勞工權益、跨國企業污染、高科技產業發展及環境公害賠償,抽絲剝繭的找出污染事證及背後原因。當RCA受害勞工娓娓道出罹癌的心境,與對國家政策的不滿,觀眾對於經濟發展的代價,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。

另一部「油症-與毒共存」,則是關於1979年中部發生的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,這是台灣公衛史上最嚴重的悲劇,30多年來,近2000名遭受多氯聯苯毒害的無辜民眾,有些已經病故,有些罹患各式病症,甚至餘毒還貽害到第二代。蔡崇隆導演尋訪當年不幸中毒的受害者,紀錄他們的處境,重新還原油症的科學真相與後遺症。

不論是油症或RCA事件,到現在都還沒有落幕,蔡崇隆無奈的表示,多年來,受害者不但沒獲得應有的賠償,他們的身心仍持續受到汙染的折磨,只希望紀錄片的追蹤,能讓被遺忘的受害者有機會獲得外界的理解與關心。

科學證據不足 如何說真相?

製作「奇蹟背後」這部紀錄片最大的挑戰,在於如何去證實二三十年前工業污染的危害,調查報導的原則是有一分證據,說一分事實,但面對勞工飽受病痛折磨,卻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,去證明RCA污染和勞工得到癌症的因果關係,蔡崇隆採取了法律上「超越合理懷疑」的作法,他收集當年的污染證據,透過勞工的訪談以及管理幹部的說法,拼湊出「超越合理懷疑」的事件始末,他更用醫學實驗報告,去證實三氯乙烯污染與勞工罹癌的關連性。

除此之外,他要面對的第二挑戰是必須把科學證據或數據影像化,像是三氯乙烯污染地下水,光是這樣講,觀眾對於專有名詞與數據會無感,於是他請學者示範,把三氯乙烯倒入水中,模擬當時地下水遭到污染情況,並且也拍攝三氯乙烯對於生物致癌影響的醫學實驗,嘗試用白老鼠卵巢腫大和器官病變的照片,加強觀眾對於三氯乙烯造成健康危害的感受。

如果仔細看「奇蹟背後」紀錄片,還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影像設計,影片一開頭先是出現一台老電視,電視中播放著人類登陸月球的那一刻,這段影片其實暗藏玄機,早期RCA是非常有名的電視品牌,甚至人類登陸月球的直播技術,靠的也是RCA,短短的一段影像,諷刺的說明RCA曾經是開創人類科技的重要角色,但它卻在台灣留下了一堆無解的爛帳。

另外,「水」是這部紀錄片中不斷出現的影像符號,不論是打開水龍頭,水嘩啦啦而下,還是馬路上的水流,都為了凸顯這場污染悲劇,一切從「水」開始,透過這些活化的影像元素,生硬難懂的調查報導,似乎更淺顯親和了。

觀點 是紀錄報導的核心

要追查過去的事件,比報導現在更困難,對於這兩個很難著手的事件,首先他開始進行資料蒐集,透過資料閱讀、初步訪談,再列出拍攝大綱、並擬訂受訪的主角,同時他會思考紀錄片中最靈魂的元素-觀點。

蔡崇隆開宗明義的說,調查需要觀點,耐力與機運,「一個報導或一部紀錄片,最重要的是觀點,沒有觀點,再好的技術和形式都沒有用。」

他強調現在許多的報導很好看,但看過就忘記了,只留下了粗淺的印象,這樣的作品,沒有獨特的觀點,沒有深層的社會意識,就容易淪為消費式的影像產品。

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,他會不斷的修正拍攝大綱,可能原本認為這個事件不重要,後來發現很重要,他就會加進影片中,或者原來設定的人物拍攝不順利,就換一位,他表示只要很清楚影片的核心觀點,就會知道如何去調整拍攝大綱,最怕的是有什麼就拍什麼,忘記原來的觀點是什麼。

被封為紀錄片教父的John Grierson曾說,「紀錄片是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」,任何的影像透過攝影機紀錄,剪接製作之後,都是一種主觀的創造,但是如何能擁有自己的觀點又保有一定的客觀性,取決於有沒有合理的論證過程與足夠的影像證據,如果沒有這些元素,這部紀錄片只是流於個人的理念宣揚而已。

主觀選擇 決定紀錄片走向

「奇蹟背後」的觀點,一開始就鎖定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視野,所以除了談土地污染和勞工受害,也把經濟發展的脈絡拉進來,並且採取精英與勞工並置的敘事策略,在同個時期,一群成就台灣高科技奇蹟的精英者因RCA受惠,而最底層的勞工最後卻因RCA而受害,他表示這是一種策略運用,目的是想要吸引光譜另一邊的族群,「吸引那些對經濟發展有憧憬的人來看,讓他們知道不要只看成功,而是看到成功的背後有什麼?」

觀點不只隱含在文字中,也在影像中呈現,蔡崇隆指著一張RCA的工作照,他分析照片中的人物組成,分別是外籍管理階層、台籍幹部、台灣勞工,他笑著說,如果把這張照片中間的台籍幹部置換成台商,是不是有種歷史重演的熟悉感,三十年前,RCA追尋便宜的土地和勞工,導致台灣受害,三十年後,歐美品牌商循著相同的發展軌跡,在台商的代工模式下繼續轉移陣地,這回受害者又是誰呢?

在「與毒共存」紀錄片中,一樣有著政治受難者與公衛受難者的對照觀點。1979年,台灣同時發生了兩件轟動社會的新聞,一個是美麗島事件,一個是多氯聯苯事件,蔡崇隆將這兩群人的命運對照,主要想訴說這兩群人的生命價值是平等的,但是最後所受到的對待卻是不一樣。

相較於「奇蹟背後」著重於RCA事件本身的調查,「與毒共存」則是側重於人物故事的呈現,蔡崇隆直言因為這兩部紀錄片製作的時間相隔六年,自己的想法有些改變。

他體會到有些問題是系統性的,有時整個社會彷彿一個共犯結構,像是多氯聯苯事件,找出誰是加害者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,所以調查報導的方向,不再鎖定究責,在採訪油症受害者的過程中,受害者散發出一種沉靜的力量,他認定這是最值得紀錄的價值,於是就改變紀錄片的表現風格。

但「與毒共存」絕不只是一部溫馨勵志的人物紀錄片,他嘗試從受害者面對生命的掙扎,去批判與探討結構性的問題,並且提出「未達低標的賠償正義」觀點,他強調賠償不能解決問題,但是政府連最基本的救濟都做不好的話,進一步的公平正義應該更難追求吧。

報導者的角色定位

面對學員詢問,如何讓被拍攝者可以在鏡頭前自在的說話,又如何判斷那是他真實的原貌呢?蔡崇隆強調,攝影機是一種強勢的介入,除非被拍攝者很習慣鏡頭,不然一開始時,難免會有點不自在,至於被拍攝者在鏡頭前展現的是否為真實,那得靠自己經驗的判斷,如果被拍攝者非常不自在,他的做法會先放下攝影機,停止拍攝,先做朋友,彼此建立基本的信任關係,有了信任,才能繼續下一步。

蔡崇隆勉勵學員,如果要做一個報導者,就要認清自己的角色,不要想什麼都兼顧,「我們不是社會導師,不是正義使者,也不是司法調查員或是包青天,更不是社工,不是宣傳者。」

紀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,做出一個好作品,本身就有價值,影響力不能強求,別預設100%的影響力,或許有些影響是立即的,有些影響是細水長流、默默的持續著。

至於怎麼才能做出好的報導?就實務面來說,沒有捷徑,只有多做多學,多看好作品,多練習,多討論,但是蔡崇隆導演也點出真正的核心,「你真的要夠Care (關心),要有感覺,才能做好它,如果關注的心不夠,就會做不出來,做不好。」

如果說調查報導是要挖掘真相,蔡崇隆則拋出另一種想法,他提醒大家在追求真相的同時,也要時時警惕自己,真相不只一面,就像月亮一樣有明暗兩面,嘗試多元角度去思考問題,別太快把真相單一化,調查報導才會更周延。

紀錄是什麼?真相在哪裡?勇敢去嘗試,去挖掘,自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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